穿双排扣列宁装的寇同志，一脸胜利在望的欢欣和喜悦，她把五官一个劲地朝中间地带集结，拍着双手说，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

父亲脸上在过春节，他厚道地只顾一个劲挪，嘿嘿直乐，像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分到了一块上好的土地，舒展着眉头只等着在上边精耕细作了。

母亲却不乐意。她除了反感父亲坐公共汽车坐过了头的呆板不机灵外，还明察秋毫地发现了父亲手指甲缝里藏着许多污垢。她回到家对她的姐姐诽谤我的父亲说，看那乡巴佬样儿，还插着杆钢笔。听他说话我敢肯定他认的字不上一百个，那英雄牌钢笔插在他口袋里简直糟蹋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的冷淡并不是视而不见，可他对母亲又实在是欲罢不能。“文革”期间，父亲对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的话总是不服气，因为他有资格亦有权利不服气。你想，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有半点灵验吗？

父亲硬着头皮频频进出我母亲那成分

母亲回家把寇同志提亲的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姨妈。那时舅舅和姨妈的处境是这样的：舅舅已婚，娶的舅妈是外祖母老家的一个远房外甥女，不幸的是舅妈娘家是个恶霸地主，舅妈的爹舅舅的老丈人已被政府镇压，舅舅逃了个资本家父亲却凭空沾上了个恶霸岳父，想想都堵心。姨妈虽未结婚但已订婚，男方他爹是外祖父过去的生意伙伴，在阶级成分上也是个高门槛，姨妈嫁过去日―怕也不会好过了。

听说海军军官我的父亲主动送上门来，舅舅和姨妈哪有不喜出望外的道理？他们一致认为找个革命同志来家冲冲喜壮壮胆搀和，这可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喜事。

父亲和母亲初次见面就出了个小岔子，问题自然出在我的不常出门的父亲身上。那天，我母亲在寇同志的陪同下，按约好的时间立在公园门口足足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父亲才儉慌张张满头大汗地跑来。寇同志一问，才知父亲是坐公共汽车坐过了站。

母亲一听就不乐意了。心想：这不是笨蛋一个吗？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乡下人恋着公共汽车，谁还会过站不下车？

其实，我父亲可真不是那种让女方一见就凉半截的男人。童年在鲁西北农村老家里虽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即便这样，也没把父亲的身材给耽误了。父亲立在那儿，一米七八的个头，50年代时兴的中分头被水抹得服服帖帖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表明他对文化的渴望和不陌生。我那时的父亲，虽然进城仅两三年的工夫，但混在城市小伙子中，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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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父母爱情1 (第2/3页)

 我母亲出生在青岛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家庭。我的外祖父有一家纺织厂，一家洋车行，一家洗染店，一家药店和若于家小饭店。解放前夕，这个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席卷了全部金银细软，把其他财产能卖的全卖了，带着他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一双儿女，逃去了台湾。

外袓母一火一急，痰火攻心，半年不到就一命归了西，丢下三个虽已到了法定继承年龄但什么也没继承到的儿女。也是因祸得福，一解放，政府跨踏了半天，好不容易给他们兄妹三个高职低配地定了个城市小业主。真是谢天谢地！小业主在解放了的新中国跟资本家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重量级。

母亲那时在外祖父被公私合营了的药店当会计。一天，市卫生局一个穿着双排扣列宁装的姓寇的女同志来到店里检查工作。她一见到梳着两条长辫子长得端庄秀丽的母亲，眼睛就像钉子一样砸进母亲的身上了。她拉起母亲的手，柔着声音问了许多很女性化的问题，像多大啦？有对象了吗？家里都有什么人等等。母亲很不适应这种亲密无间的同志似的谈话，几次想把纤纤玉手抽出来，但寇同志那双温暖的、略带点粗糙的手却固执地攥着母亲的手不放。母亲试了几次，试出了寇同志的固执，也就作罢，由她播着去了。

过了几天，寇同志又来了。这次她直扑母亲而来，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把母亲叫到店堂门外，和着温暖的阳光，站在药店的牌匾下，把我的父亲向我母亲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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